“实际上，疾控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同样需要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有的工作还具有危险性，但财政拨款并没有专门的经费激励高危岗位和科研人员。”李致远曾参与招聘工作，很多人一听招艾滋病、结核病的相关岗位，扭头就走。

　　李致远手上有好几个科研项目，项目经费规定可以作为人头或劳务支出，但按照绩效工资制度，除绩效工资以外的收入都属于不正当收入，他无法发放这笔经费，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开展困难，但迫于上级压力，这些项目他不得不接。

　　这半年来，李致远和同事们一直为疫情奔忙，春节期间经常半夜被电话叫去现场做流调，随着复工复产开始，又承担各种消毒、演习、督导、宣教工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拿到任何奖金或补助，原因是没有被划为“一线人员”。

　　但曾担任重庆市某县疾控流病科科长的于爽说，疾控缺人并不意味公卫学生想来就能来。他2011年从河北某医学院校毕业，找工作时发现一些地区公开招聘很少，不少人是托关系进的疾控中心——这也是疾控中心多年来被诟病“养闲人”的原因之一。

　　为节约人员开支，各级政府给疾控的人员编制数很少能达到卫健委设定的人口比例配置标准。于爽所在县户籍人口80万，疾控人员应达到八九十人，但实际只有40人。

　　当地倒是有给疫情防控人员固定发放的防疫津贴，多年来的最高标准一直是每天9元，一个月按工作22天算，最多198元，这个数字至今尚未有变。“各省市之间的标准不一样，有的地方一个月可能就几十块钱。”他说。

　　关于“立地”的担忧

　　现实中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单靠医疗技术就能解决，必须广泛链接公共管理、文化教育、舆论宣传、应急保障等社会治理分支系统。因此，一些国内高校也给公卫专业开设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

　　北京大学公卫在读博士武子婷参与了学校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她的美国导师是经济学出身，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在思维及研究方法方面与公卫领域的卫生统计学比较相似，但经济学研究者的统计思维普遍更强，因此经济学背景对公共卫生研究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也让我感到公共卫生专业的卫生统计学及数理思维方面的教学深度还需要加强。”她说。

　　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原本没有本科教育，只有研究生教育，且对本科没有限制，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都可以读，优势就是适应性很广泛，弱势是不像中国培养的公卫学生有很强的医学背景。

　　何纳说，目前中美双方都在借鉴彼此的经验。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最近也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学科交叉，培养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以适应未来公共卫生的发展和需求。

　　他和许多专家认为一个优秀的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必须“顶天立地”——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和前沿理论，还要脚踏实地深入群众，到现场到一线基层摸爬滚打。

　　但如何才能“立地”，是他所担忧的。“老一辈的公卫人，包括我们都是从疫区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何纳说，硕士论文研究血吸虫病防治，曾在江西彭泽县的一个山沟蹲点一年。刚去时，贯穿村庄的山溪钉螺分布广，血吸虫病流行严重。那年，他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不仅参与消灭当地的血吸虫病，还给当地老百姓送医解惑，差不多相当于做了一年的赤脚医生。

　　何纳感慨，那种经历对自己的科研、教学都非常重要，但很多现在的老师和学生很难体会。他说：“海内外引进青年师资越来越多，但评价体系更看重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这导致公卫课程中，实践和案例教学不够接地气。”

　　说起这个话题，今年博士毕业且被某研究所录用的楚文娜也颇有些惭愧：“如果不做科研，我什么都不会做。”学校之前有安排到妇幼保健机构实习，但只是蜻蜓点水，她还因为考研复习只实习了一半。

　　不仅高校，在疾控中心，科研工作在评定职称中所占比重同样很大，以至于疾控人员的日常防控能力有限。

　　“现在大家都知道‘流调’这个词，实际上我们在学校也仅仅知道这么个概念。一旦疫情发生，如何真正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得出结论、给出建议？不知道。”于爽工作后，深刻感受到本科学习的专业化程度和实际工作结合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