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座谈会，一位同仁的话让他感同身受：“我们既不像医生，也不像护士，而是像文员，干的活随时可能被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医学背景的人替代。”

　　何纳也认为，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很多人今后都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服务，如果社区的公卫医师有处方权，可以做很多事情，类似于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Family Medicine）。

　　其实，公卫和临床在过去并不是如此泾渭分明。“我们以前都是和临床的学生一起上课实习，我的很多本科同学现在都是临床医生。”何纳印象深刻，自己因为在医院实习期间表现突出，获得了实习生的最高奖励——由他主刀一个阑尾手术，老师给他做助手。国内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不少预防医学专业本科阶段，5年中有4年都在上基础和临床课程。

　　许多专家学者也呼吁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融合、公卫医师与临床医师执业壁垒打通，允许双向执业，人员双向流通，“事实上，我们学院有不少校友已经在海外取得了临床医师资格，但在国内却走不通这条路。”何纳说。

　　亟待弥补的裂痕

　　国家疾控中心前主任李立明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公共卫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毁长城”，做得越好，越不被重视。没想到，受疫情冲击的2020年就业市场，公卫专业毕业生反而抢手起来。

　　原计划7月从复旦公卫硕士毕业的高学欢，论文尚未答辩，就已提前到安徽省疾控中心报到。安徽省疾控往年一般6月招人，今年因为疫情应急招聘7人，并省去笔试环节。通过面试的高学欢被录取，3月上岗，忙碌至今。

　　去年下半年，高学欢还和很多同学一样，疾控中心是求职计划的末位选项，直到疫情触动了他。权衡再三，他决定遵从初心，回老家合肥干本行。

　　对公卫毕业生来说，干本行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回顾复旦公卫近五年的毕业生去向，专业最对口的疾控中心占比约24%；三分之一去企业，如医药、器械、咨询和金融公司等；医院约19%；剩下为党政机关。但何纳注意到，毕业后进入公卫系统的学生，三五年后也会有相当概率跳槽。

　　高学欢了解到，正式入职后的到手月薪不足5000元。何纳说，很多省市疾控中心人员待遇不仅低于同级医院系统，有些甚至还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薪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楚文娜说，自己所在本科一届147人，毕业去疾控的不超过5个，研究生毕业一届五六十人，去疾控的还是一只手数得过来。不少科研水平不错的人最后去了医院做行政工作，比如医务处、教育处。

　　医院科研岗位的前景和待遇不错，但楚文娜说这种岗位对科研水平要求相当高，一般只招博士，数量很少。

　　今年两会上，许多各地医疗界代表疾呼，薪酬待遇低带来的人才流失已成为公卫事业发展滞后的关键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提到单位一名复旦大学毕业的公卫博士、40岁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收入只有8.2万元。

　　从事疾控工作30年，江苏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致远对疾控地位的一路下滑深有感触——2002年，卫生防疫站分成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职能被划分到监督所，疾控中心话语权逐渐减少；2009年，疾控中心成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由各级政府全额财政拨款支持，服务性的收费项目被叫停，人员收入明显下降；2018年，辽宁改革撤销疾控，山西改革把疾控合并到人民医院，各地疾控人心浮动。

　　李致远记得，非典过后一年，疾控曾迎来发展的小高潮，各地都扩建了实验室和办公楼。但五年后，再次被边缘化。他前两年和市领导反映问题，对方甚至不知疾控中心是干啥的。

　　据他了解，全国各地的疾控待遇水平大多处于本地事业单位中下水平。尽管目前疾控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但因为总额少，影响不明显，大部分人的收入和职称紧密挂钩，而目前疾控的晋升机制又较为死板。

　　“特别是年轻同志，进来就是研究生，很快就可以升中级，五年后可以评副高级，但单位的高级职称名额有限，新人必须排队等老同志把岗位空出来，有人等五六年甚至十年也等不到晋升。”李致远说。

　　他所在的市疾控近十年已有3名博士、10名硕士跳槽，去向多为医院。因为医院可以开安家费，有的实行年薪制，薪酬待遇优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