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家长带着孩子走到公共卫生学院的咨询摊位前问，这个专业毕业出来干什么？我们介绍，主要做SARS这种重大传染病以及慢性病的防控工作。对方回了一句：SARS都过去10多年了，不会再有了。”

　　作为参与学院招生的辅导员，他对这种尴尬场景并不陌生，却没料到一场严重程度远超SARS的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新冠疫情暴发后，关于中国公卫体系和人才不足的讨论猛增，教育界不断传来消息：2月底，教育部宣布扩招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专升本向预防医学等专业倾斜；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相关学院……

　　然而，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关于公卫专业即将“逆袭”的种种说法为时尚早，国内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在于培养的人才不够，而在于留不住人才。

　　“如果单纯扩大招生，却忽视了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那么他们毕业后还是有很多人选择转行，关键要提高相应岗位的吸引力和成就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认为，只有把“出口”的问题解决，“入口”的问题才会化解。

　　误解缠身的医科“冷门”

　　每年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何纳发言，第一件事就是说明“公共卫生到底是做什么的”。

　　“过去，我们专业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扫厕所、搞环卫的，跟医学都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不是这个概念。公共卫生专业的目的是将疾病切断于源头，保护和改善公众健康。”他坦言，自己1985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身）时，对这个专业也是一无所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是和临床医学一样，同属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前者着眼预防，后者着眼治疗，原本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但在“重治轻防”观念尚未扭转的环境下，公卫的弱势地位日益凸显。

　　哪怕专业排名全国前列的复旦公卫也不得不面临窘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岱淞坦言，一直以来，大部分学生考入复旦公卫前，对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预防医学都是不了解的。他说：“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进来只是为了上复旦，而不是为了这个专业。”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大二、大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刘岱淞说，几乎每年公卫学院排名前10%的学生都会转向临床，相比之下，转入公卫的少之又少。“大五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只剩70%甚至60%的人。”

　　而一些医学类院校没有转专业制度，导致一些高考被调剂至公卫学院的学生宁可放弃就读。

　　本硕博均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公卫学院的楚文娜，本科所在班级应招30人，实际报到29人，没来的那个同学就选择了复读。这29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调剂而来，楚文娜是极个别主动填报预防医学（妇幼卫生方向）的。

　　“当时想着小孩比较可爱就填了，后来发现其实跟我想的并不太一样。”她坦言，公卫也非自己第一志愿，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首选为临床或口腔。

　　楚文娜经常遇到这样的请求：放假回家，亲友得知自己在医学院念书，便说起哪里不舒服，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说我不会看病。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是学医的，怎么不会看病呢？”她无奈，身边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医生就是帮人看病开刀，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存在。

　　秦涛是深圳一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公卫医师，负责给社区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定期体检，以及做病人的档案资料和数据整理。他觉得，公卫专业“低人一等”的另一个原因，与执业医师处方权有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处方管理办法》，临床、中医、口腔和公共卫生四类执业医师中，只有公卫医师不具备处方权。并且2009年左右，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无法跨考临床医学研究生，从而获得临床执业医师资格。

　　关于公卫医师的处方权问题争议已久。有人认为，公共卫生的本质是面向群体，研究疾病的影响因素和分布情况，从而开展预防和控制，而临床医疗面向个体，研究具体如何治疗。但也有人认为，群体也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治疗和预防无法完全脱节，特别是在慢性病的预防控制中，需要公卫医师具备对个体进行健康干预、提供处方的资格。

　　“比如我给病人做慢性病管理，每次体检完，如果发现问题，肯定是顺便开个药效率更高，但现在不行。虽说这是个很小的细节，但对我们来说，相当于专业技能无法被认可。作为一个没有处方权的医生，还总是叮嘱病人服药、注意各种事项，难免缺乏底气。”秦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