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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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在自学成才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才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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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因为父亲关系上了工农兵大学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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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

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只有商学学科，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与冯仑求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得不说这正是奠定冯仑成功的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与冯仑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中央党校，冯仑不仅潜心攻读马列原著，而且还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冯仑常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冯仑学经济学、学法学，先后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冯仑与马鸿模几次交往之后就非常熟了。在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马鸿模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法学博士，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间常有世俗的语言，完全没有人们常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