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而为人，以为不羁而热忱的灵魂是其最本质属性，以为我们被上天赋予了天然的超越性，于是不屑于古旧的坐标，钟情于别处的芬芳。但当我们对个体实现的期望变成了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我们不否认，个性与社会之间有落差、自由与秩序之间会错位。但这便可以成为那些“越矩”与“恣肆”的行为的理由或托辞？对于未来，乘风破浪的蓝图即使了然于胸，但在浪潮之巅，我们依然不要忘了在社会与传统中，扎下自己的沉锚，方不会折戟沉沙或樯橹灰飞。

　　“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若想书写一己之故事，必然要讲好家庭故事、社会故事、中国故事甚至世界故事。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每一个个体的“盈利”其实都在分享社会与时代的红利。我们倘欲上青云，则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借科技之风，经济之风，文化之风，甚至国力之风。很多人误以为社会与家庭只是一个薄瘠的符号，恰是源于我们缺乏对社会的体验与阅历，这是偏见的傲慢，而不是知性的傲慢，简单的说，其实是无知的短视而不是睿智的无视。

　　我们孜孜矻矻以求生活的意义，这个过程其实是就是我们作为个体，与家庭、社会对接时双向塑型的动态过程。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恰好在“塑造”每一个不同的“自己”。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韦伯为群体价值“祓魅”后，我们不再膜拜于集体意识之下，但又极化为对不断膨胀的自我价值进行“赋魅”，以为“我即宇宙”。其实，当我们丢失了与外界的关联时，拒绝来自家庭与社会的期待时，也就弄丢了自我。

　　面对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亦没资格斥之以媚俗。人不为吃米而活着，但是不吃米就无法谈活着。没有大地与沟渠，便没有树，也就无法更接近天空。

　　毫无疑问，只从家庭与社会角度觇视自我有褊狭过时的成分。对此，我们可以批判，但不能堕入廉价的批判──对批判的盲目投诚其实也是反智。化用尼采的观念，成为“为自由而战”的“狮子”与“忘记过往”的“孩子”之前，请先如同像骆驼一样地负载。先行稳致远，再振翮高飞。

　　个体与社会，在理念定义上虽截然不同，但在实践场域却是彼此交融的。譬如当我们追寻个体梦想时，在途中涉足了权力的玉墀，于是个体纠缠于世俗与秩序，这究竟是梦想的泯灭还是期望的达成（譬如张居正）？其实，如果你不纠结，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塑造生活的同时，生活也在浇铸我们。我们不可否认个体生命原生的家庭性与社会性，才能进一步承认，那些以为个体可以脱离家庭与社会一味独立飞翔的愿景是多么的失真。且让我们，将真实体验走在喧哗言语之前，或能切身体味切斯瓦夫·米沃什笔下的的大海与风帆，并效仿维特根斯坦之言，对“无法言说之事保持沉默”，因为，隐于朝也好，隐于市也罢，拥抱世界的践行永远大于闭目塞听、杜门阖户的空言。

　　故，“在树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个体的超越性而不是“隔绝性”，不拘泥于“遗世独立”，但保持自我的澄澈与率直；“在树上”的生活方式更是生命过程的践行，而不是行为艺术的表演与夸张:这便是卡尔维诺为我们提供的理想期望范式，始终热爱大地──“生活在树上”──永远追寻天空。

　　一言以蔽之，在沟渠与星空之间，我们独立，我们行走，但不遗世，亦不聒噪。